醉驾理赔困境，绝非个案。就像一些刑事案件中，受害人经常遭遇“法律白条”。受害人家属要求的民事赔偿，很难到位。而忽视被害人权利必然损害国家利益，法律显然不能“遗忘”被害人，所以刑事案件被害人补偿呼唤“国家救助”。酒精测试仪醉驾案被害人也应被纳入足够完善的理赔救助体系，而上述最高法意见稿就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。不管是醉驾理赔，还是关于改装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理赔、医保外的医疗支出是否应获偿及酒店代客泊车、机动车陪练、试驾、出租车等发生交通事故如何划分保险公司和相关当事人的责任，都做出了明确规定。

有了明确的法律条文支持，当能很好地定纷止争。比如，近日北京二中院刚判决了一起“拒赔醉驾伤人”案件，而且是保险公司败诉。法院维持原判的理由和上述意见稿一致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，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。目前，上述征求意见稿尚待完善,比如,赔偿责任限额与交强险规定中的垫付抢救责任不太一致，赔偿责任限额是否包括伤残赔偿金，也有待于进一步明确。如此，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在理赔额度和范畴上的纠纷。

有人认为，保险理赔等于变相鼓励酒精测试仪。这实是偷换或者是混淆概念。保险理赔，不过是让受害人权益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性兜底保障。这于情于法于理，都说得过去。再者，现在保险公司只是垫付，还要追偿。醉驾者的罪与罚，不管是入刑的刑罚，还是经济赔偿，一分都没减少。你犯的事儿，最后还是全由你来背，何来保险理赔是纵容酒驾的醉话？